黃河不僅是我們的母親河，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征。在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因為手持巨斧的盤古，劈開了天地間的混沌，才有了朗朗青天、日月星辰、山水大地，用他的整個身體創(chuàng)造了人類世界。共工打破不周山，女媧用五彩神石修建了堤壩，堵住缺口，平息水患，人類得以安居。再后來，有了導河積石的大禹，他更是將導河治水的美麗傳說和征服自然的頑強精神深深地印在炎黃子孫的心里。

水是生命的源泉，生命得益于水的滋潤。河流是文明的搖籃，文明孕育于江河之畔。戴傳賢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從人類文化與生物演變“共生”規(guī)律的角度，探討了青海遠古文明的重要地位。戴傳賢在《新青?！冯s志1933年第四卷所撰寫的卷首語中指出：“青海是中國民族生活的泉源地，四萬萬同胞所賴以生存之兩大河流皆發(fā)源于此。”他認為，中華民族的古代文明，幾乎都可以在青海溯源覓蹤。“青海這個地方，才真真正正是五大民族交換文明、交換血統(tǒng)的一個和平美麗的舞臺。”青海是中國文化的鼻祖，中國百姓的老家，“中國好比歐洲嗎？青海便是希臘。中國好比春秋時的周代文明嗎？青海便是岐山。”

長期以來，人們不斷研究黃河文明的形成，卻忽視了黃河上游最重要的地區(qū)——青海的河湟谷地。

九曲黃河燈陣

一

河湟即黃河、湟水流域。黃河、湟水在這里交匯，無疑形成了黃河最上游最特殊的兩河文明谷地。隨手翻閱地方文獻你會發(fā)現，被3500米海拔高高擎起的高原上也有著如此燦爛的遠古文化。

5000年前，河湟地區(qū)的原始人群已開始從事農業(yè)生產。專家利用碳和氮穩(wěn)定同位素分析方法，對宗日遺址墓葬中的人骨骨膠原中的碳、氮含量作食譜分析，顯示河湟先民那時已開始種植我們熟悉的粟（小米）、黍，同時也攝取一定量的動物肉食，過著以粟、黍等為主食，以漁獵為輔的生活。在同德宗日遺址14號灰坑中，出土了一組骨刀叉，這組餐刀叉，跟我們現在用的西餐刀叉形狀是非常接近的。在喇家遺址中出土的“世界上最早的一碗面條”，就是用粟即小米面制成的。如果結合“來”和“麥”的甲骨文字形，再結合小河墓地和洋海古墓群這兩個古墓的重大考古發(fā)現，清晰地記錄了小麥的傳播密碼，顯示青海最早的小麥麥種是由羌人帶到中原的。

“青海是彩陶的王國！”從西側諾木洪臺地到東側的樂都、民和一線，北至祁連山麓，南到黃河河畔，都曾是各種類型彩陶的產地，全省現已調查、登記的這類文物點有6500余處，共出土彩陶3萬件，而這僅僅是埋藏在地下的彩陶中的極少一部分。青海彩陶，若論出土數量，堪稱中國第一；若論質量，也名列前茅。在中國彩陶史上，河湟彩陶獲得好幾項“中國之最”。柳灣遺址出土的100多種陶器上涂有很多符號，它可能是代表制陶者的記號或代表某氏族或家族的徽號，這極可能是我國古文字最原始的形態(tài)之一。大量考古發(fā)掘證實，河湟地區(qū)早在5000年前就進入了銅石并用的時代，形成了中國境內最早的青銅文化中心。1977年尕馬爾臺遺址出土了一件精美的“七角形紋”青銅鏡，銅錫比例為1：0.096，是我國已知的最早的一面銅鏡，代表了青銅制作的最高水平。

國學大師呂思勉在他的《中國民族史兩種》一書中也說：“古之氐羌……其在南者，則同化較遲，則古所謂巴人，漢時所謂巴郡南郡蠻及板凳蠻也。”看來巴楚也與羌人是一家。再看云南出土的古滇國時期的青銅人像服飾，都為戴高冠、戴帽的奇特服飾，貴族們穿有皮靴，巫師們全身裹著皮氈和皮制披風，騎手們穿著游牧式馬褲、梳著長發(fā)辮。除了服飾，部分富裕的滇人戰(zhàn)士甚至有貴重金質與銅制護臂。這在當時的東亞武庫中非常罕見，卻在中亞和西亞比較常見。滇人那種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青銅藝術和黃金雕刻技藝，這種高度寫實的藝術風格，卻很容易在北方的羌人擁有的斯基泰文化中尋覓得到。而三星堆青銅器完全可以證明是羌人后期青銅文化的延伸。三星堆是否存在羌人帶來的青銅文化，就不言而喻了。今天，生活在云貴高原、橫斷山脈的羌族、普米族、彝族、哈尼族、拉祜族、基諾族、傈僳族等民族的史詩也都在證明，河湟地域是文明的集散地和派生地，他們的祖先就是從河湟“派發(fā)”出去的。

但一個巨大的疑問凸顯出來了：從已有的考古證據來看，也就是在4000年前左右，這一地區(qū)的人類活動突然消失了。是什么擋住了文明的車輪，把河湟地區(qū)的文化甩出了歷史發(fā)展的中心舞臺？我們似乎可以從喇家遺址中找到答案。

柳灣彩陶博物館內的彩陶

二

歷史教科書告訴我，河湟地區(qū)曾經有古羌人繁衍生息。商代甲骨文經常出現“羌”或“羌方”，羌人所在疆域廣大，大致有今甘肅省大部和陜西省西部、山西省南部及河南省西北一帶。

史料記載，商朝不斷向羌人的各部落進行征戰(zhàn)。在廩辛時代的一次戰(zhàn)役中，羌人被俘的有兩位方伯。由此均可知羌人的實力也不算小?！对?middot;商頌·殷武》說：“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征戰(zhàn)有時專為捕掠人口，即“隻羌”，作為祭祀的犧牲，用于祭祀祖宗、上帝、河岳或祈年、祛災等，從兩三人至上百人不等。除了作人牲，羌人奴隸多用作畜牧生產，偶也有用于農耕生產。而對夷人、奚人很少見用作人牲的記錄，這說明，商人與羌人有種族上的差異，而商人與夷人、奚人的關系要親近一些（人類分子學家推斷商、夷是從東北遷入中原地區(qū)的，線索就是以龍為代表的紅山文明，他們的早期文明或許曾東渡白令海峽，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印第安美洲文明）。

有壓迫就有反抗，后來羌人加入了周武王推翻商王朝的聯(lián)軍?！逗鬂h書·西羌傳》說：“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師會于牧野。”這里的羌指的就是陜西一帶的羌人，他們以姜為姓。姜姓諸侯為華夏民族的重要來源之一。羌從羊從人，姜從羊從女，兩字相通，表示族類用羌，表示女性與姓用姜。顧頡剛在《九州之戎與戎禹》中更指明：“姜之與羌，其字出于同源，蓋彼族以羊為圖騰，故在姓為姜，在種為羌”。“羌”上古音可與突厥語qojn/qon/qoj（綿羊），蒙古語qonin（綿羊）、qonin（牧羊人）、qonicin（牧羊人）比較。很有可能，“羌”這一名稱產生于夏代，是當時阿爾泰人對他們的稱呼，以后為商人所繼承。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士劉大清認為，以農耕為主的華夏人稱西方牧羊人為“羌”。china（羌那），“chi”讀為“羌”，字母“n”再與“a”相拼即為“na”，是國家之意。“china”就其本意是“羌人之國”。如果這個推論成立的話，西方人將最早接觸到的東方人也稱之為China（羌）。更有專家指出，羌族作為西部的重要部族，在距今約三四千年左右，當印歐人大量涌入新疆一帶，幸虧甘、青羌人的大發(fā)展，有力地阻擋了印歐人的東遷和擴張。羌人應是中國大陸最早從食物的采集者轉變?yōu)槭澄锏纳a者。希羅多德《歷史》記載，伊犁河流域的伊塞頓人（Issedones）有這樣一個風俗：當一個人的父親去世時，他們所有最近的親族便把羊帶來，在殺羊獻神之后，一起食用羊肉，這明顯具有羊圖騰的意味。商周時期，羊已成為主要的肉食用畜之一，也經常用于祭祀和殉葬。羊在商代最隆重的祭祀中，是與牛豕一起，共同組成“太牢”，只有羊豕的祭祀，被稱為“少牢”。不管“太牢”還是“少牢”，“羊”是必不可少的角色。這也印證了《說文解字》中對“羊”的解釋：“羊在六畜主給膳”——也就是說，六畜之中的羊，最主要的功用就是作為肉類提供給人們食用。

羊作為膳食，首先構建了“羞”這個字。《說文解字》中說：“羞從羊從丑，丑亦聲”。“丑”就是“手”的一個變體，所以這個字就字形而言，其實就是“手持以進羊”之意，故《說文解字》將其解釋為“進獻也”。進獻什么呢？從“羞”的構意來看，最早進獻的事物中，“羊”大概是最重要的進獻品之一。為什么要進獻羊呢？恐怕跟“羊在六畜主給膳”密不可分。“羞”作為動詞“進獻”，又進一步引申出“被進獻的美味”這樣的名詞義項。為了將這兩個詞加以區(qū)別，后世又造出了“饈”這個加符形聲字；再后來，表示“進獻”義的“羞”字又被假借為表示“羞赧”“害羞”的“羞”，其字本義遂與該字所記錄的詞匯義相脫離而不為人知了。

“羊”也構建出了食字部的“養(yǎng)”字，其義為“飲食”；“羊”字還構建出了“羑”字，其義為“進膳”。這些都直接說明了羊在供養(yǎng)人類膳食方面，確實是功不可沒的，漢語中表示食物好吃極了的“鮮”與“美”，都是用“羊”來會意的；另外，今天網絡流行語“羨慕嫉妒恨”中，“羨”字的意思就是看見別人獻羊以后垂涎三尺的樣子，進而表示“貪欲”。所以，羊肉確實是古人心目中的美味，想來沒什么可質疑的。比如，“蓋”下面是個器皿，上面有只羊，意為把食物奉獻給鬼神和祖先，也很形象地說明了羊在原始宗教活動中，已經超越了食物的層面，而成為一種精神象征。

梳理羊的名稱：羍、羔、羜、羒、牂、羖、羭、羝、羯，這幾個字完全概括了羊服務人類的一生：“羍（dà）”字表示剛剛出生的小羊，“羔”字表示吃奶的小羊，“羜（zhù）”字表示五個月大的羊，“羒（fén）”字表示三歲的白公羊，“牂（zāng）”字表示三歲的白母羊，“羖（gǔ）”字表示三歲的黑公羊，“羭（yú）”字表示三歲的黑母羊，“羝（dī）”字表示沒有被閹割的公羊，“羯（jié）”字表示被閹割過的公羊。

在中華文明的進程中，“羊”所起的作用甚至超過了“龍”，我們有理由相信，在古人的觀念之中，行義（義）事，做義（義）人，恰如作為犧牲的羊，確實是可以給自己帶來吉祥的。英國漢學家李約瑟指出，在中國文字中有許多表示“好”的字和偏旁都帶有“羊”，如羊、祥、羹、饈、善、義、羲等，而這都曾與羌人有關?；蛟S“羊大為美”的美，最初周人是對姜姓部落或女性的美稱，所以美的發(fā)音自然與羌人自稱的“民”發(fā)音相通。就連楚國的王姓，屈原的姓氏“羋”字，其實就是表示羊叫喚時的聲音，也就是“咩”的一個異體字，想想也就不是什么大驚小怪的事了。

民間賽馬

三

我們發(fā)現，羌人自稱中的mi、mie、ma為實詞。作為牧羊人，故所謂mi、mie、ma無疑是模仿羊“咩”的叫聲。《山海經》里許多鳥獸的名字是由于“其名自叫”“其鳴自呼”，即用它們的叫聲稱呼它們，如《北山經》中有一個常用的表達形式，即某處有某山，山上有某鳥，某鳥其名自叫。所謂“其名自叫”即它的名字就是它自己的叫聲。羌族自稱r-mi、r-ma，無疑也是“其名自叫”。第五世達賴所著《史薈珍筵》謂：古藏語稱人為mi，至赤松德贊時下令改音，稱人為mu?。羌族自稱與藏語稱人mi、mu?相似，由于羌人自稱“民”，故他們居住過的地方有不少以此音命名的地名。如岷山、岷江、沔水、汶川、茂縣、綿陽、綿山、勉（沔）縣。“岷”“沔”“勉”“汶”“茂”“綿”皆為“民”的同音異譯。地處今川、甘交界處的岷山，因以毛澤東膾炙人口的詩句“更喜岷山千里雪”而婦孺皆知。

《禹貢》載：“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漢書·地理志》蜀郡湔氐道云：“《禹貢》崏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水經》云：“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岷山介于川﹑甘邊境，南北逶迤500多公里，故有“千里岷山”之說。《說文山部》作“崏”，釋曰：“山在蜀湔氐西徼外。”北魏時曾在今甘肅岷縣置岷州?！稄V韻》記載：“岷，州名。秦隴西郡之臨洮縣也。后魏置岷州，因山以為名。”說明這里也有岷山，距離蜀郡氐道縣的岷山已經很遠。

《史記》上岷山皆作汶山，《元和郡縣志》亦云：“汶水縣有汶山，即岷山也，南去青山，石山百里。”汶山、岷山，遠古一音，依據名從主人的原則，其原音必來自氐羌語。與岷山、汶山相類似，岷江又稱汶江。岷江又稱羌水、導江，發(fā)源于岷山弓杠嶺和郎架嶺，流經成都平原，與沱江水系及眾多人工河網一起組成都江堰灌區(qū)。岷江上游自古就是一些民族遷徙往來的走廊。《舊唐書》和《茂州志》載：“茂州以郡界茂濕山為名。”實際上“茂”可能是“汶”的另寫。汶川、茂縣發(fā)現的彩陶等器物，與甘青地區(qū)的馬家窯文化屬于同一類型。此彩陶文化遺址早于三星堆。換言之，這里有可能就是人們尋找了很久的三星堆文化的源頭。而今天仍是羌族聚居區(qū)域汶川、理縣、茂縣，以及綿陽市的北川，依稀可以辨認出古老羌人的生活蹤跡。

說到綿陽，不能不提到它的古名“涪城”“綿州”，因城址位于綿山之南而得名“綿陽”。綿山，因春秋五霸之晉文公名臣介子推攜母隱居被焚又稱介山。綿山與岷山有相似的語源。另外，這一地區(qū)的沔水，由沔水得名的勉縣、沔陽縣，都是如此?？梢哉f，“岷”“沔”“勉”“汶”“茂”“綿”以及寧夏、山西夏縣、湖北夏口和江夏等地名，都折射出了它們與古羌人剪不斷，理還亂的歷史聯(lián)系。

四

今天的學者喜歡在發(fā)黃的紙堆中去找尋中原第一個王朝——夏的蛛絲馬跡，并且把每一個發(fā)掘的公元前3000年至2000年之間的城址遺址都附會到夏王朝身上。這就造成了一個錯覺，仿佛那個時代真有一個北至北緯45度，南至北緯27度，東至東經122度，西至東經105度近300萬平方千米的龐大地區(qū)，在晚石器時代出現這樣的一個“統(tǒng)一”的王國無異是對世界史學界講的一個天大的笑話。

目前研究可知，早期中國部落叢生，號稱萬國，控制的地盤猶如現在的鄉(xiāng)鎮(zhèn)，大約數里或者數十里方圓，能有百里之廣的，就已經是大國了。這些部落為爭奪生存空間和維護部落的利益，進行了次數不詳、規(guī)模不等的戰(zhàn)爭。“華”和“夏”在堯時期的爭奪戰(zhàn)，也應該是兩個同在一個部落聯(lián)盟社會里不同的兩個群落而已。華，為堯舜部落。夏，為禹部落。在堯舜部落聯(lián)盟眼中，“夏”雖為盟友，卻等同于“蠻夷”，顯然“蠻夷”和當時處于統(tǒng)治地位的部族以及“華”還是有區(qū)別的，關于“夏”，在《尚書·堯典》里有“蠻夷猾夏，寇賊奸宄”之說，可見“夏”在堯時期，夏的地位已非炎黃同盟者的角色，而加了“猾”字的定義以后，更是和“蠻夷”列為同等，相對于處于統(tǒng)治地位的華部族眼中，儼然“野蠻人”。堯帝禪位于舜，可見堯帝對舜所在部族“華”的認同，再聯(lián)系前面所提及的《尚書·堯典》中的“貶夏”，更說明了當時“華”的地位相比“夏”更被統(tǒng)治階層認同，堯禪位于舜（華）而非“夏”是順理成章的事。

徐中舒先生說：“夏王朝的主要部族是羌，根據由漢至晉五百年間長期流傳的羌族傳說，我們沒有理由再說夏不是羌。”他認為夏與昆吾一樣只是中原的一個大部落國家聯(lián)盟（史載，夏有萬國，商有千國，周初也有大大小小的方國幾十個），商湯是商王，夏桀是夏王，中原地區(qū)還有昆吾王、韋王、顧王，這些都是國家，都有王。而商國呢？商湯之前王也有許多，什么相土、武丁、王亥……都稱為王。商湯攻滅夏國，和之前之后滅其他方國沒什么兩樣，昆吾、韋顧、人方、鬼方、夷方，只是最后自己運氣不好，“紂克東夷而隕其身”，讓周人給抓住機會把他們打敗了。

在甲骨文中，并沒有發(fā)現“夏”這個字。實際上，夏始終是自稱炎黃部落中數量最大的羌人中的一支，而商朝人則統(tǒng)一稱為羌。原屬于夏的周人臣服于商，然后是商紂王時期，周武王聯(lián)合巴蜀西戎各部，打敗了商紂王，建立了周朝。周人，宣稱自己是夏朝的繼承者。正是歷史上羌人社會幾次大的農業(yè)革命，造成了不同游牧的羌人部落（方國）向農耕的華夏人發(fā)展。

周朝滅了商朝之后，進行了大量的分封。由于周人自稱是夏人，因此這些分封國就合起來成為“諸夏”，后來就有了華夏的稱呼。而此時，周人又以自己為中心，將東方的民族稱為東夷、北邊的民族稱為北狄、南方的民族稱為南蠻，西邊的民族成為西戎，于是形成了華夷觀念。包括那些沒有和自己同宗同源的羌族，因為沒有進入農耕時代而被疏遠，也被貶斥為“西戎”“北狄”。可以說，在經過長達1500多年的歷史演變后，羌夏因生活方式和生活地域的分化，語言也分化開來。到了春秋時期，夏尊戎卑的觀念逐漸形成。諸種因素最終形成了后世人看來不可逾越的民族界限。在統(tǒng)治者眼中，不同于貴族和城市居民，人口基數龐大的黎（九黎）庶（國人）是“人”，羌為“民”（其地位低于華族和較親近的黎族）。同樣，隨著歷史不斷變遷，被統(tǒng)治者的界限也開始變得模糊：由“人”和“民”構成了過去的“黎民”、今天概念的“人民”。

讓我們回過頭來再看河湟的地理形勢，地形上的分界線，讓它天然擁有不同于河西走廊正面沖擊的戰(zhàn)略優(yōu)勢，河湟向中原大地伸向青藏高原的一只大手，而直面黃土高原的位置，自然形成了無與倫比的文明的港灣。與青藏高原相接的地理位置，倒使它成為任何再文明的卓越跳板。

“黃河之水天上來”，河湟文明作為黃河文明，在人類邁入文明門檻的時候，以其鮮明的風格和較高的水準而興起，在中國早期文化史上寫下了濃重的一筆。如果把黃河文明比作不老的萬年松，那么河湟文明就是根莖。把人類文明比作長河，那么河湟文明就是源頭之水。正是由于黃河分岔出了眾多支流，才有了中華文明多姿多彩卻是同根同源的繽紛絢麗。

我們贊美黃河，更要贊美河湟，贊美生我育我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