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旅作家文清麗的新長篇小說取名“光景” ，“光景”是小說女主人公“姑姑”常用的詞，是陜北方言，表示“日子”或時光。這部長篇小說要記錄的就是一段日子，一個普通渭北農(nóng)家從上世紀40年代到新世紀所經(jīng)歷的半個多世紀的日子。之所以一定要用這樣一個土得掉渣的詞，是因為這個詞非常“入味” ，能夠讓我們品味到那個特殊地域特定階段的生活的原汁原味。

作者曾說，“這篇小說我想用指尖、用靈魂去觸摸我的故鄉(xiāng)。用微史視角展現(xiàn)鄉(xiāng)親的婚喪嫁娶、頭疼腦熱，展現(xiàn)他們柴米油鹽、雞零狗碎的生活常態(tài)。 ”所謂的微史視角，也就是微觀歷史的視角，是用個人化的視角來看歷史。在這部作品中，作者采用了第一人稱的敘述視角，講述“我”爹娘，“我”姑姑，“我”三叔，“我”大哥、二哥的故事。也就是說，是通過家庭史的角度來看待半個多世紀的鄉(xiāng)土歷史和中國歷史以及中國人的情感軌跡。這樣一種微史視角恰好也是文清麗所擅長的。正如評論家張志忠所說，文清麗的女性軍旅小說普遍有一種“親歷者”的效果，仿佛決意要把讀者帶到她的生活現(xiàn)場。她多用第一人稱敘述，是帶著強烈的表達生活的渴望進入生活核心的沖動。她還有許多作品是寫城市女性，這些作品可能因為沒有拘束，寫得更是揮灑自如，同時也一改那溫馨的筆調(diào)。她在透視生活本質(zhì)的時候，更貼近了人的精神本質(zhì)。這種“親歷者”效果體現(xiàn)在她的中短篇作品中，文清麗的許多中短篇小說人物似乎都有一個相對固定的“原型” ，一個出身鄉(xiāng)村、熱愛文學的女兵后來成長為一個師職專業(yè)作家。這個人物“原型”無疑有文清麗本人的影子。她的長篇非虛構作品《渭北一家人》講述的就是大哥、二哥兩個農(nóng)家子弟成長為將軍的故事，是她本人的家庭史。 《光景》可以視為《渭北一家人》的虛構版，是作者真實經(jīng)驗底色上的再創(chuàng)造。與《渭北一家人》以兩個哥哥為創(chuàng)作重心不同的是， 《光景》的敘述焦點是“姑姑” ，一個鄉(xiāng)村女性的情感史與心路歷程。這個美麗、多情、自主而頑強的形象也來自于“一個出了五服的姑姑” ，仍然帶著作者的體溫。

長篇小說被稱為一個民族的秘史。以家族歷史作為長篇小說的基本構架來表現(xiàn)長時段的上世紀中國歷史的作品可以說數(shù)不勝數(shù)。但大部分此類作品都包含了宏觀歷史的視角，包含了創(chuàng)作“史詩”的野心，以家族故事來印證時代發(fā)展大潮，該有的重大歷史節(jié)點都會在這個家族故事中投下影子，并且得出與歷史教科書相同的結論。文清麗的《光景》絕沒有這樣的歷史“包袱” ，她著眼于一個普通家庭的柴米油鹽，著眼于一個普通女子的人生軌跡的現(xiàn)實延展，雖然這個家庭也必然受到大歷史的潮流的沖擊。就像王安憶的《長恨歌》 ，外面文攻武斗，不影響上海小弄堂里老克勒們的小資情調(diào)生活在繼續(xù)。并非所有的生活都是千篇一律的?；谖⑹芬暯?，才能還原歷史的真正復雜性與豐富性，補足正史敘述的單調(diào)性。

《光景》以“姑姑”這個鄉(xiāng)村女性的情愛經(jīng)歷為主線，敘述了一個普通中國女子多情而豐饒的一生。愛情是文學的永恒主題，這是有它的道理的。因為，文學是人學，文學的要旨在于通過敘述、通過形象來揭示人性的秘密，折射所處時代的普遍狀況。通過愛情來揭示人性無疑是最好的途徑。但壞的、俗濫的愛情故事只到愛情為止，甚至于把愛情神話化，遠離人性的真實。好的愛情小說則不僅深入人性的堂奧，并且折射出人性與當時社會交織的斑駁光彩。文清麗擅長寫女性，也擅長寫愛情故事，這或許是她的上一部長篇小說《愛情底片》和這部作品同樣選擇以女主人公的愛情故事為敘述焦點的原因所在。不同的是， 《愛情底片》寫的是當代都市女性的愛情故事，而《光景》書寫歷史歲月中鄉(xiāng)村女性的愛情故事。不同的時空設置，卻同樣的運筆自如，展現(xiàn)了文清麗在這一創(chuàng)作領域的深厚功力。

近來，“新女性寫作”成為學界熱議的話題之一。參與發(fā)起這一話題的評論家張莉認為目前的女性寫作與時代對它的期望是不相配的。從女性文本里，能夠真切感受并辨認出我們時代性別觀念的變化的作品不多。應該說，自“五四”以來，表現(xiàn)知識女性（往往投射作家個人經(jīng)驗與思考）的自主性身份的探求的作品并不少，上世紀80年代以來海男、陳染、林白等人的創(chuàng)作也掀起了一股女性主義創(chuàng)作熱潮，但女性主義作品的日漸標簽化與模式化使得嚴肅探求女性自主意識、批判性別權利不對等的作品越來越少。在《光景》中，文清麗成功創(chuàng)造了一個有血有肉的、大膽追求個體幸福的鄉(xiāng)村新女性形象。“姑姑”始終以自己的真實感受為人生重大抉擇時的關鍵依據(jù)，她在與男性的情感交往中始終占據(jù)著主動，對得起別人，也不委屈自己。她雖然文化程度不高，卻在鄉(xiāng)土文化和傳統(tǒng)文化中汲取了最好的養(yǎng)分，通過秦腔等民間藝術濡養(yǎng)了自己愛美重情的天性。同時，她對于家人也是全身心地付出與投入，不計得失，“我”大哥、二哥先后在她支持下走出農(nóng)門，創(chuàng)造了自己人生的輝煌。這樣一個自主、美麗的鄉(xiāng)村新女性形象寄寓了作者對淳樸的鄉(xiāng)土文化的思念，也寄托了作者對未來女性理想形象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