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房是內(nèi)心的外在體現(xiàn)
董強的書房不算大,但很有特點。只要有空,他愿意待在這里。他的書房仿佛一個東西文化交融的“小宇宙”:法文、德文、英文、拉丁文字典應有盡有;各語種的文學、歷史、哲學、社會學、藝術(shù)學書籍五花八門;更有他多年來行走世界各地帶回的藝術(shù)品和紀念品,還有工作之余練字的書法桌。“書房是一個人內(nèi)心的外在體現(xiàn),是精神世界的物質(zhì)呈現(xiàn)。”董強說,“知道一個人讀什么書,就能知道他是什么樣的人。”
“書房的書只是我藏書的一部分,我常待的地方都堆滿了書。”董強說。盡管如今藏書頗豐,但董強其實并不強調(diào)對書的“擁有感”。“書非借不能讀也。”在他看來,一本書的價值要在閱讀中顯現(xiàn),其核心內(nèi)容要準確傳遞給讀者:“有價值的書,要在前人沒有表達過,或表達得不夠好的地方有所突破,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
董強坦言,留學法國的經(jīng)歷對他的閱讀習慣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法國很多書店關(guān)門很晚,那時我經(jīng)常一口氣讀到書店打烊。囊中羞澀又不好意思只看不買,就每次都挑一本不太貴的買下,時間一長也積攢了不少藏書。”董強回憶。在留學結(jié)束時,他把這些書帶回國,還將其中較為珍貴的捐給了學院的圖書館。
在法國留學時,董強曾師從米蘭·昆德拉,這位文學泰斗的書房給他帶來極大震撼。在米蘭·昆德拉的書房里,作家自己的作品占據(jù)了整整一大面書柜——全世界幾十種不同語言的譯本、不斷再版的譯本,應有盡有。“我從沒見過一個人的書房里能有那么多自己的書。”他回憶道,“這些不同語言的譯本也激勵我在翻譯之路上不斷前行。”
“語言有自己的覆蓋范圍,同一位作家的作品可能在一種語言中聞名遐邇,卻在另一種語言中無跡可尋。”在董強看來,書籍和語言息息相關(guān),要想做好翻譯工作,就要同等掌握源語和目標語的豐富資料,需要通過閱讀積累大量文化、歷史等背景知識。
做中法文化“擺渡人”
20多年前在法國留學時,喜歡“泡”書店的董強發(fā)現(xiàn)了一件令他頗感遺憾的事——法國書店里,中國書太少了。他常去的書店有一塊專門的亞洲圖書區(qū),當時最多的是印度、日本和東南亞國家的書,中國書只占小小一角。
董強十分不甘。于是,他協(xié)助一位法國友人,共同創(chuàng)立了“中國藍”出版社,將巴金、沈從文、張愛玲、王蒙、張承志、王安憶、蘇童、遲子建等中國作家和他們的作品介紹給法國讀者。聯(lián)系作者、約稿、參與翻譯……董強和朋友們樂此不疲。出版社的名字來自法國人熟悉的中國文化元素青花瓷,寄托著他們架起中法文化交流之橋的美好愿望。
作為翻譯家,在董強眼中,不同語言背后其實是不同的文化。他用“花”來比喻書籍和翻譯的關(guān)系:“一部作品如同一枝花,翻譯是將這枝花剪下,插在瓶子里。這個過程會帶上人工的色彩。但好的譯本要盡力讓瓶中的花保持原有的生命力和活力。”
對上述觀點,董強以自己與勒克萊齊奧共同創(chuàng)作《唐詩之路》的經(jīng)歷,進一步說明。在這本書之前,眾多聞名遐邇的唐詩名篇,已有一代代漢學家翻譯的多個譯本,但董強依然堅持重新對它們進行翻譯。因為他堅信,作為中國人,自己的譯本有著不可替代的優(yōu)勢——母語文化背景讓他更擅長體會詩人想要表達的核心情感,并將之傳達給讀者。
“唐詩的一些法語譯本甚至不是直接譯自中文,而是從英文轉(zhuǎn)譯,這加劇了對詩句內(nèi)涵領(lǐng)悟的偏差。”董強解釋說,“以李白的《靜夜思》為例,很多外國譯者的注意力集中在詩中的月亮、霜等意象,卻沒能傳達出這首詩最想表達的核心——思鄉(xiāng)之情。”
創(chuàng)作《唐詩之路》時,董強會將自己的譯本交給合作者閱讀、潤色,但他要一直“盯著”,以免丟失詩文最重要的“內(nèi)涵”。這本書的法國出版商看到譯文后,也認為董強的翻譯比其他版本“生動得多”。
“詩句就像一棵樹,對中華文化不夠了解的外國人在閱讀時容易被枝葉迷惑而忘記主干,丟失原本想要表達的核心思想,讓文本失去生命力。”董強說,“譯者的作用就是讓文本在進入其他語言時盡可能地‘保鮮’。”
讀書要抓住核心觀點
“專注是讀書人的重要品質(zhì)。”董強說。法國留學的經(jīng)歷讓他養(yǎng)成了不太在意環(huán)境的閱讀習慣。站著讀、坐在地上讀、在嘈雜的地方讀……場景和環(huán)境對他閱讀的影響微乎其微。在他看來,閱讀最重要的是能夠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nèi)沉浸到書籍內(nèi)容中去。他甚至覺得過于安靜、空曠的閱讀環(huán)境還可能破壞閱讀的專注,與其將注意力放在營造所謂的“氛圍”上,不如集中精力、專心致志讀好手中的書。
多年翻譯實踐讓董強深刻領(lǐng)悟到閱讀的重要性。“成為好譯者的前提是做個好讀者,先將一本書‘吃透’,然后才能將它傳遞給另一種語言和文化背景的讀者,減少跨文化背景的偏差和誤解。這一過程要求譯者必須全神貫注,一旦走神或分心就可能一字之差、謬之千里,把好好的一本書‘翻譯壞了’。”
“對閱讀有兩種看法,一種是從書中領(lǐng)會作者觀點,另一種則認為閱讀的意義在于讀者的解讀。無論是作為翻譯家還是讀者,我都更傾向于前者。”董強說,“必須抓住作者想表達的核心觀點。”
對于“碎片化閱讀”,董強持開明的態(tài)度。他認為,將這些“碎片”重新整合、找到其中的邏輯同樣重要。他舉例說,小時候讀過朱自清的一篇散文,由于條件所限,那時甚至是站著讀完的。散文中的內(nèi)容看似隨性,但自己卻體會到作者的豐富內(nèi)心。“閱讀的形式可以碎片化,但要能夠?qū)⑦@些碎片重新拼合為一個整體。”董強說。
從尋找書中的內(nèi)在邏輯,到形成自己理解和探索世界的方式,這樣的思考對于董強來說永遠充滿樂趣。“每個人的境遇、閱歷在變化,世界也在不斷變化,這樣的探索或許永遠沒有盡頭,但尋找意義的過程本身就很有價值。”董強笑著說,“我們需要不斷閱讀,因為書總能幫我們變聰明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