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語文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陳望道發(fā)揮了開創(chuàng)性、引導性作用。他和當時許多青年學子一樣，經(jīng)歷了從“教育救國”到“實業(yè)救國”再到“革命救國”的心路歷程，最終確立了以中國語文為中心的社會科學為學術志向。他深刻認識到，語言文字與思維表達、語文生活與社會生活緊密聯(lián)系，“語言文字的使用，也就是正確地掌握表達思想的工具，對于啟蒙運動和思想解放是極端重要的。”“語言文字問題是我們社會生活上的基本問題……我們對于語言文字理解得正確不正確，處理得適當不適當，往往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上發(fā)生重大的影響。我們希望社會生活逐漸進步，趨向光明，不能不竭力追求正確和適當。”同時，他把研究和解決語文問題作為民族文化建設和發(fā)展的基礎工作，并以此作為自己責任和擔當。他說：“我們認定語文建設是文化建設中的一個部門，而且是一個基本部門。這個部門的建設工作做得有成就沒有成就會得影響別個部門建設工作的容易不容易，甚而至于可能不可能。”
陳望道從事語文現(xiàn)代化事業(yè)，從1918年發(fā)表《標點的革新》起，直到辭世，長達六十年，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新文化運動到大眾語運動之前，致力于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為民族語言共同化和言文一致作探索；第二階段，大眾語運動到新中國成立之前，致力于建設民族共同語、建設新文體、提倡漢字簡化、推動拉丁化新文字；第三階段，新中國成立之后，為新中國語文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作出重要貢獻。
陳望道對中國語文現(xiàn)代化的貢獻是全方位的，這里從語言共同化、文體口語化、文字簡便化和注音字母化四個方面闡述。
第一，推動語言的共同化。這是語文現(xiàn)代化的首要工作，即民族共同語標準的確立和推廣。在這個過程中，陳望道做了許多理論探討。1921年起，陳望道就研究吸收方言、外語、歐化等問題，長期關注研究現(xiàn)代漢語規(guī)范化。在1934年大眾語討論中，他明確指出，“大眾語是大眾說得出、聽得懂、寫得來、看得下的語言”。大眾語的目標，是實現(xiàn)三種統(tǒng)一：語言與文字、筆頭與口頭、形式與內(nèi)容的高度統(tǒng)一。這是普通話正式確立前，對民族共同語的形式、內(nèi)容、性質和功能的全面而科學的說明。
他辯證地看待民族共同語與方言的關系，普通話一定不是“各種方言土語的折中”，而是“流行最廣的一種土話方言。它的底子本來就是土話方言，不過是帶著普遍性的土話方言”，即提出漢民族共同語存在基礎方言的重要見解。并在此基礎上指出普通話的發(fā)展方向，“普通話可以更迅速地形成普通充實活現(xiàn)的公共語，可以趕快獲得可以揚棄了一切土話方言的資格。”
新中國成立后，他為確立普通話科學表述和規(guī)范作了重要貢獻。1955年10月，陳望道在參加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時提出，將“普通話”的定義表述為“以北京話為標準”，有邏輯錯誤。按照這個說法，普通話就是北京話，定義恰恰“取消了”普通話。其意見為中央所重視，緊急召集專家會議，討論修改。會議最后確定“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為漢民族共同語”。隨后他參加“現(xiàn)代漢語規(guī)范問題學術會議”，并作了總結發(fā)言，進一步闡述普通話定義的正確性。
第二，推動文體的口語化。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開創(chuàng)新的文學、新的文化。陳望道得風氣之先，于1920年8月，成功運用白話文翻譯了《共產(chǎn)黨宣言》，這是《宣言》的第一個完整中譯本。陳譯本《共產(chǎn)黨宣言》能在華夏大地廣為傳播，正是得益于翻譯用語的中國化、大眾化和時代化。
白話文興起的當時，社會迫切需要對白話文的寫作加以引導，為此，陳望道從實際出發(fā)，撰寫了《作文法講義》(1922)，這是中國第一部講解白話文作文法的專書。后又為助力新文學運動和語文新發(fā)展，“積十余年勤求探討之功”撰成《修辭學發(fā)凡》(1932)，成為中國第一部有系統(tǒng)地兼顧古話文、今話文的修辭學專書。
陳望道在20世紀30年代為了反對“文言復興”，進一步改革白話文，組織和發(fā)起了“大眾語運動”。他發(fā)表了《關于大眾語文學的建設》《建立大眾語文學》《大眾語論》《文學和大眾語》等一系列理論文章，明確指出“大眾語”必須“語文統(tǒng)一”。“這合一或統(tǒng)一的程度還不止所謂文字‘明白如話’就算，必須慢慢做到寫的文簡直就是說的話一個地步。”“將來大眾語文學的基本形式一定就是用語作文，而語又就是大眾的語。用語作文便是文和語不相分離，便是‘語文統(tǒng)一’。”這也是對語言文字的社會屬性、交際功能的闡發(fā)。與此同時，在《太白》雜志上首創(chuàng)“科學小品”新文體，形成一股新風，為大眾語的寫作做了探索和嘗試。這是“文言”與“白話”爭論的最后一仗，從此再也沒有出現(xiàn)過提倡文言的社會潮流，推動了白話文的大眾化。
第三，推動文字的簡便化。陳望道是漢字簡化的倡導者和實踐者。他主張文字要改革，但不贊成廢除漢字。對于漢字運用要求“簡寫簡印”，主張把“通行于平民社會的簡體字”“在各種正式的文章上用起來”，“使得寫也便利些，學也便利些。”他提出漢字使用的三原則——“簡(筆畫簡單)、便(書寫順便)、明(明白易認)”，這也是文字簡化的科學原則。
1935年，陳望道組織200多位文化人士和15家雜志社聯(lián)名提倡手頭字(簡體字)，聯(lián)名發(fā)表《推行手頭字緣起》。并在他主編的《太白》刊物上率先使用。在當時廣泛的社會反響下，國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簡體字表》，然而次年就“夭折”了。“手頭字”的歷史成果最終為新中國的簡化字所吸納。
在文字形式的改革之外，采用新式標點、實行橫式書寫，也是陳望道很早就提倡的：1918年撰寫《標點之革新》，1919年致信《新青年》，發(fā)表《橫行與標點》提出漢文橫寫的新要求。他指出傳統(tǒng)書寫“文不加點”帶來的明顯缺陷，并指出標點革新比起文字改革更應先行著手：“文字本身究宜改革與否，關涉綦多，不易猝斷。……則革新標點，其事又重且要于革新文字者矣。”而“革新標點，有宜先定者一事，則文字之縱橫行是也。”這無疑具有前瞻性和科學性。標點和橫行現(xiàn)在已習以為常，而當時的倡議則是一項重大而艱難的革新。
第四，推動注音的字母化。盧戇章揭開了漢語拼音和注音識字的帷幕，后來注音字母、國語羅馬字綆走出了一大步。然而，前者的半漢字符號和后者的過于專業(yè)化都不利于人民群眾學習掌握。拉丁化新文字在工人掃盲中應運而生。陳望道大力支持拉丁化新文字的研究和使用，是漢語拼音化的倡行者。1935年他同683位文化界人士簽名發(fā)表《我們對推行新文字的意見》。至抗戰(zhàn)時期，為動員廣大民眾奮起抵抗日寇侵略，他到難民所開展掃盲、普及教育，積極推廣拉丁化新文字，為后來的漢語拼音教學積累了歷史經(jīng)驗，更是為漢語拼音推廣培育了群眾基礎。同時，陳望道做了大量研究工作，首次考索了明代以來漢語拼音文字的歷史和理論，撰寫成《中國拼音文字的演進》(1939)。他自己也研制了《拉丁化漢字拼音表》(1938)，并參與擬定《拉丁化中國字運動新綱領(草案)》。他在《中國語文的演進和新文字》一文中對拉丁化新文字在中國的成因做了深入研究，認為，一是因為文章上復音字的加多，二是要使大眾都能很快地知道文章的內(nèi)容，三是我們對于文字記音的精密化的結果，拉丁化新文字是中國漢字進步的結果。同時也糾正了文字改革中廢除漢字之類的提法。
1957年末，根據(jù)周總理指示，他組織并主持上海文化界人士討論《漢語拼音方案(草案)》，歸納了同意采用拉丁字母的兩個原因：一是歷史基礎，用作漢語拼音字母歷史長、傳播廣；二是群眾基礎，是世界最通行的字母。同時明確表示該方案只是拼音方案，不是拼音文字方案，不主張廢除漢字。這為后來人大通過《漢語拼音方案》作了準備。同時以上海語文學會的名義舉辦了“漢語拼音展覽會”，向公眾宣傳、推廣漢語拼音，獲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陳望道認為語文改革和建設既是廣泛的社會運動，也是細致的科學研究工作，展現(xiàn)了“經(jīng)世致用”的學人品格。為此，他開展了大量社會活動，尤為突出的是，1939年11月，在敵偽橫行的“孤島”時期，以上海語文教育學會名義舉辦的“中國語文展覽會”對廣大群眾進行了“最后一課”的愛國主義教育。
語文現(xiàn)代化是實現(xiàn)國家現(xiàn)代化的基礎工作和先導工作。陳望道是“語文改革的先驅，語文建設的巨匠”。他的業(yè)績和精神將燭照我們繼續(xù)前行。他曾說：“我們現(xiàn)在正處于一個不平凡的時代，新事物、新工作、新思想、新生活層出不窮。語文的表達能力，應該同這個日新月異的偉大時代相適應。一定要充分表達這個時代的一切。”語文現(xiàn)代化就是要使語文適應新時代，表達新時代，推動新時代文化的繁榮和發(fā)展。
